10月9日下午，武汉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和英文系联合举办了题为“在端纳传记的背后”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原山东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威教授主讲，我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忠老师主持。通过讲解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在中国的生平经历以及自己研究端纳的历程，张威教授不仅让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了解了端纳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展现了作为一名学者潜心学术不怕困难的精神。

张威教授详细介绍了端纳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温斯顿·路易斯曾指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影响中国最大的两个外国人，不是来自英美两国，而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莫理循和端纳。前者曾是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通过泰晤士报向世界报道了当时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光绪之死、八国联军侵华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莫理循曾帮助袁世凯政府和西方谈判来为中国争取利益。端纳起初被香港《徳臣报》聘为编辑，但因该报纸较少涉及中国事务，与端纳的理念不符，他便离开了香港，前往广东求见了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由此开始了他的顾问生涯。他先后成为了张学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私人顾问。端纳帮助张学良治好了相关病症，并陪伴张学良前往欧洲考察，真实地走近了西方世界。端纳因为此前与宋家交好，并深得宋美龄的信任，后受蒋介石之邀成为其顾问。作为蒋宋的私人顾问，端纳试图用西方民主的思想来影响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蒋介石亲近并重用与端纳理念不同的德国顾问，这为日后二者合作的破灭留下了隐患。此外，在宋美龄亲自出马建设中国空军的过程中，端纳面试引进了陈纳德，中国也因此有了飞虎队。

张威教授讲述了端纳在西安事变中起到的重要的斡旋作用。众人熟知的历史是张学良为逼蒋抗日将蒋介石囚禁于西安，后经谈判，蒋介石做出“六项承诺”之后重获自由，而详细谈判过程并不为人熟知。张教授谈到，蒋介石被囚涉及到张学良、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三方的利益，他被囚时表现出了鲜明的对抗态度。此时，需要一名受到张学良和蒋介石双方信任的调停者，来缓解这个僵局。值此关键之际，端纳接受了宋美龄的委托，三次往返于西安和南京，促成了张学良和蒋介石举行谈判，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端纳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威教授介绍了端纳研究的历史。因为国民党撤离大陆时销毁了资料以及端纳去世之前委托朋友销毁了自己的所有材料，所以现存的关于端纳的资料甚少，且寻找起来非常费时费力。美国人阿尔伯特·塞尔是第一个为端纳作传的人。他在海军医院遇到得了癌症的端纳，端纳深知死亡已经接近，但他所知的关于中国的故事不能就此消失，于是便委托塞尔代为写作。写作完成后，塞尔拒绝了宋美龄为掩藏这些故事而付钱买断版权的行为，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端纳的传记《中国的端纳》。虽然此书仓促完成且塞尔在撰写时两眼失明，而且后来饥寒交迫妻离子散，但这本书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温斯顿·路易斯是第二代端纳研究者。他想要了解西安事变，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即开始追寻端纳，并为此花了三十多年的心血，但因为他没能采访到西安事变的两位关键当事人（张学良和宋美龄），所以他最后不得不罢笔，死于癌症，留下了大量关于端纳的研究资料。澳大利亚人弗兰克·布拉姆在端纳秘书安塞·利所在的利氏家族的支持下，在端纳研究的道路上艰难地踽踽前行，终日为衣食所扰，进展颇坎坷。张威教授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探索，发现了端纳这一历史人物的存在，在确定其研究价值之后，张教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不断奔走于各个可能留存端纳档案的博物馆、档案馆之间，为研究收集资料。此后，张教授又因一次偶然的善意与弗兰克交好，通过他获得了大量对端纳研究有重要帮助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从而完成了专著《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

讲座最后，老师和同学们对端纳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涉及怎样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何端纳一直没有受到关注、研究材料的可靠性以及是否可以开拓端纳研究的新角度等，张威老师对大家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通过本次讲座，老师和同学们不但了解了不为人熟知的历史和端纳这个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外国人，也体会到张威老师在专著前言里所说的：“‘搜寻！’‘搜寻！’是天空中持续回响的声音。”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地收集材料，不管怎样都要坚持学术研究刻苦钻研、求真求实的精神。

（通讯员：英文系研究生宋宁伟）